康々看鈈破紅塵

中秋前夜

——聊聊三块墓碑的故事

中国人对于土地有着一种超出其他所有民族的异常执着。自共和国上溯数千年，牢牢抓住了土地的就是公侯将相，抓不住土地的就只能是流贼败寇。“抢钱、抢粮、抢女人”，这是诸如梁山好汉之流的江湖做法，潇洒完几年就只能作鸟兽散；“抢钱、抢粮、抢地盘”，这是张献忠、李闯王之流的军阀做法，至少可以称孤道寡称霸一时；而真正如唐宗宋祖般的风云人物，他们的目的就不在于“抢”，而是在于“建”了――建社稷、立国家。“社”指五方之土地，“稷”指能生长农作物的沃土，我们的老祖宗以社稷为国家，也既是把这厚厚黄土作为了国之根本。

一个民族居然传承了五千年，这已经是人类历史上最眩目的奇迹，虽然有很多古老的传统已经伴随着岁月的流逝，永远沉积在历史的长河之中，而这种对于土地的异样钟爱却千百年来毫不打折的流传至今。在这个寸土寸金的都市化社会，土地的重要性实在不需要再去长篇累牍了。试想一下，一个什么样的外地人才能在北京拥有一套住房呢？一个什么样的外地人才能在北京三环之内的繁华地段拥有一套住房呢？我把这个问题再夸张一些：一个什么样的外地人才能够埋骨在皇城之内、将墓地建在北京三环的闹市之中呢？现在来看，这个设想是没有人可以做到的，不过在三百年多前，有个广东人做到了。

这个广东人就是名满天下的袁崇焕（有考证袁崇焕为广西生人，此处取阎崇年老师百家讲坛提法），生前的职业是政府官员。这儿不是我偷懒，而是古代的公务员职衔制度比现如今还要复杂的多。比如这个袁崇焕在崇祯朝，正式的职位应该是兵部尚书，也就是理论上的国防部长，但是袁部长可能在兵部一天班都没有上过，估计兵部也没有给这个部长布置办公室、安置秘书、再配挺轿子八个司机；同样袁崇焕还兼了另外一个政府常设机构，既都察院的右副都御史一职，是正三品的大检察长。袁部长可能偶尔还会去兵部串串门子，都察院这个不大吉利的地方袁检察长一定是连大门都没迈进去过的，因为他还另外兼任了一个不常设职位，也就是老百姓们耳熟能详的“蓟辽督师”，大明王朝的北防总司令。

履历如此复杂的一个人物，光是介绍起来都觉得累，写个人简历的时候一张纸肯定不够，那么在我们这个如此讲究死后哀荣的国家，他的墓碑应该如何去书写呢？在走进崇文区广渠门的墓园之前，我一直在思考着这个问题。“大明故兵部尚书、右副都御史、蓟辽督师袁公崇焕墓”，这是我脑海当中构思的镜像，这二十一个字可谓是胜极哀荣、无以附加了。而当那块青石墓碑真的映入眼帘的时候，一种强大的震撼感遍及周身，令我不由得呆立在原地。因为这块一直让我牵挂着的墓碑，居然只有区区七个字：

有明袁大将军墓！

什么尚书、御史，都不过是浮世虚名、过眼云烟；什么总督、巡抚，只不过是黄粱一梦、转瞬即逝。埋骨于我面前的，是以一己之力挽大厦于将倾、挡巨涛于滩头，为续存三百年大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一代名臣；长眠于斯地的，是投笔从戎、独守国门数十载，将汉文明保全于中国境内的一世名将！这是一个自幼读着孔孟朱王的文弱书生，却又摇身一变成为一个横刀立马征战北疆的威武将军；这是一个用尽一生都在维护汉民族最后尊严的顶梁之柱，却被自己誓死捍卫的政权和人民分肢裂体、开膛破肚，死无全尸！

公元2007月9月22日，北京首开“无车日”活动，一时间天高云淡、风清气爽；公元1990年9月22日，亚洲召开第19届亚运会；公元1980年9月22日，影响今后中东格局的两伊战争爆发；公元1862年9月22日，美国总统林肯发表《解放黑奴宣言》，进而拉起南北大战的序幕；公元189年9月22日，东汉大将军何进死于宫廷政变，三国乱世正式上演。公元1630年9月22日，中华大地八月飞雪，鸟兽不语，北京城中兴奋异常的大小官员和百姓们一起欢聚在西市广场上，等待着一场鲜活的饕餮盛宴。刽子手明晃晃的尖刀比中秋节的月光更能激起大明帝国这群君臣们的无限欢愉、被行刑者痛苦的哀嚎声刹那间比那新年夜的鞭炮齐鸣更能让这个高举着忠孝廉耻的国度感受到雀跃。帝国的最高统治者皇帝充当着宴会的总策划，平日威风凛凛的锦衣卫干起了厨师的勾当，而广场中帝国的每一个百姓，都害怕失去了在这场盛宴中表现的机会；什么长幼有序、尊卑有秩这时都已经被兴奋带到了九霄云外，冲在前面的还可以从厨子的刀下抢到几块新鲜的肉，后面的却只能啃到些湿漉漉的骨头，某些上了年纪的老人或是年幼的孩童，就只剩下盘错在一起的肠子和苦胆让他们咬上几口了。这种集体的狂躁一直持续到日落西山，京城的百姓们将刚剥下的新鲜人皮都添上一遍之后才满足的离开，伴随的人群的散去，西市广场又恢复了往常的宁静和安详，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过。只有那颗吃剩下的人头，还高高的悬挂在城楼之上，能让人们依稀记起方才躁动的现场。

这颗吃剩的人头，原本是明朝末年最具战略眼光的谋臣，他据理力争修筑宁远城，将中华文明的火种留在东北大地上；他敢为天下先，计杀悍将毛文龙，将仅有的战力统一于部署之下。这颗吃剩的人头，原本是中华两千年来最骁勇善战的儒将，他善用先进的生产技术，第一次用农耕文明的步兵抵挡住了游牧民族的铁骑；他在宁远城外炮伤天命汗努尔哈赤，击碎了一代天骄横扫天下的梦想；他在山海关外坚城铁壁，让皇太极入主中原的勾划终不能得偿。这颗高悬着的人头，是一生竭尽全力保全明朝、也在保全汉文明的大将军袁崇焕，而他原本的躯体，已经被他捍卫的政权和他保卫的百姓们生吞活剥，撕成了碎片。忠臣碧血，十年化剑，却不知这柄千古忠魂化作的宝剑，究竟应该斩向谁的头颅呢？

袁崇焕一生之中的另一件大事是开关互市，我是学贸易出身的，对于开关互市持相当的肯定态度，这个问题必然争议无限，此文就姑且略过了。

关于这座墓园，也是颇为有趣的。袁督师一生与清为战，为他的书写墓碑的却是大清王朝鼎盛时期的湖广总督吴荣光，为他墓园题字的竟是爱新觉罗氏的最后一个名臣康有为。而这两个人，都是汉文化素养无可挑剔的文人，也是血脉纯正的汉人。

袁崇焕这块言简意赅的墓碑足以光耀千古了，然而在明末却另有一位将军的墓碑题字比袁大将军还要威风的多，只是这块墓碑的主人名气远不如袁将军大，地理位置也不如袁大将军来的好。重庆市东部有个自治县叫石柱县，县城再往东有座依山而建的墓冢，只要是稍微念过几本古代史的中国人，看到这座墓碑的时候都不由得要倒吸一口凉气，感叹一声逝者如斯夫啊！这墓碑上的题字有点儿长：

明上柱国光禄大夫镇守四川等处地方提督汉土官兵总兵官持镇东将军印中军都督府左都督太子太保忠贞侯贞素秦太君墓！

我绝对是一个非常懒惰的人，已经很少能在自主自愿的情况下写出突破三千字的文字来，但是此一篇绝不嫌麻烦，就让我对这份最终个人简历逐一逐个来做些解释。

上柱国属于终极荣誉称号，帝国只颁发给功勋显赫，有功于社稷的重臣。对于以刻薄官员为乐趣的明王朝来说，基本上属于可望而不可求的一种称号。这个称号到底显赫到什么程度呢？终明一朝，还有两位大臣获得过上柱国的封号，一个是我的江西同乡嘉庆朝的夏言，另一个是把持万历朝十年大权的张居正。

光禄大夫也是不掌实权的闲散职位，但是品序极高。这个光禄大夫在明朝又到底高到什么程度呢？前文提到的猛人袁崇焕，最高职位是兵部尚书，国防部长的品序是正二品，而特进光禄大夫是正一品！这就意味着按照我们国家官大一级压死人的优良传统，袁部长在九泉之下遇到秦大夫，得乖乖的立正敬礼，喊一声“首长好”。

“镇守四川等处地方提督汉土官兵总兵官”和袁督师的“督师”一样是非常设军事职位，意指墓碑的主人生前是四川全境的最高军事指挥官。明朝在中国天南另外还设有一位镇守一方、提督汉土士官的军事长官，那就是世镇云南的黥国公沐家，此外再无第三。

我们继续往下，再来看这个镇东将军。汉晋以后四镇将军就不再是常设武职，而成为非常时期节制其他军团的权力象征，类似于先斩后奏的尚方宝剑。明末两员带甲数十万的大将左良玉和贺人龙，为了争一块地位低的多的“平贼将军印”几乎反目成仇；而现如今被严重宣传过了头的郑成功，全盛时期北围南京，打出的旗号不是我们熟悉的延平王也不是国姓爷，而是“招讨大将军”，地位与镇东将军基本持平。

中军都督府左都督为明朝武将最高职，正一品。大明朝名将中的名将俞大猷打了一辈子胜仗，熬到入土之后才被追赠为左都督。

太子太保影视剧当中出场比较频繁，俗称“太子三师”，从一品。忠贞侯是爵位，所谓公侯伯子男，明朝的开国元勋，那个能掐会算的刘伯温，朱元璋皇帝给他的封爵是“诚意伯”，比驸马都尉还低，真是做的好不如长的好啊。

综上所述，这墓碑的主人正一品的官位有三个，从一品的官位有两个，有文官最高位、武将最高位，还有掌握实权的军事职位。中华上下两千年帝国时代中能与之相提并论的，恐怕只有乾隆朝那个权臣和珅了。而与和珅先生大大不同的是，和珅是永远翻不了案的奸臣，这一位却是毫无争议的民族英雄；区别更为大的，和珅是个堂堂大老爷们，这一位却是巾帼不让须眉的女中豪杰。

这墓碑的主人，便是华夏文明五千年来唯一列入正史将相列传的旷代英雄，秦良玉。秦良玉将军和晚明错综复杂的历史紧紧联系在一起，她的一生就是一部大明帝国和命运之间的抗争史，她是崇祯帝的少保、隆武帝的太保、永历帝的太傅，她是皇太极兵掠北京时崇祯帝最强大的勤王援兵，她是隆武帝在四川抵挡张献忠的唯一有力寄托，她还是永历帝残喘一隅之地续存大明火种的最后希望！这样一个忠诚、坚韧、顽强而伟大的将领，竟然是一个女人！这在把女人当作玩物折腾了几千年的中国，不知算不算是历史一种冷冷的嘲讽呢？一个养士三百年的泱泱大国，一个将教育的权力只给予男人的民族，一个拥有百万倾土地和两亿人口的超级帝国，只是从东北一角上兴起了一个还没有走出奴隶社会的游牧民族，努尔哈赤、皇太极和多尔衮只是将手中的马鞭轻轻一举，这些七尺男儿们就全部伏地膜拜，纷纷高呼万岁，将自己祖宗留下的土地和家中的女人拱手相让了。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士大夫们说祖宗可以不要，老婆可以再找。

我从未去过四川，未能亲自凭吊秦良玉将军的墓冢，而每当明月当空、银撒大地的时候，却总会在那朦胧的月光之中，看见一位白马银枪的美娇娘，她的身后是那轮羞涩的明月，她的身前是中华大地的万里江山。

“试看他年麟阁上，丹青先画美人图。”崇祯帝一辈子说准了的事不多，不过这一次倒是说中了，三百六十年光阴白驹过隙，历史遗忘了太多的名字，而秦良玉这三个字，却终将永刻在你我心头。

也并不是所有男人都把大老爷们的脸丢光了，孔孟朱王也不是一个好学生都没有教出来。据说联合国评选世界上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城市，浙江杭州的排位远在北京、上海之上，看来“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可不是浪得虚名。杭州西湖之畔的地价可谓中华大陆地区之最，寸土寸金是远远不够的，至少也得要寸土半拉黄金，这样宝贵的土地资源同样埋了几个历史人物在里头。比如前几年我闲游杭州西湖的时候发现一处景点游人如织、纷纷留影，上前定睛一看，埋在里头的这一位确实是大大的有名，没有浪费西湖之畔珍贵的土地——这便是打虎英雄武松之墓！——你把周正龙和他的老虎年画埋进去算了，我比较好接受。当时我差一点儿就哭了，不过哭的不是武英雄，哭的是这所谓的人间天堂。从这无语之地南行数千米，不经意间又来到一处墓园，当我仔细端详过这块墓碑之后，我真的哭了。

皇清赐谥忠烈明兵部尚书苍水张公之墓。

对明清历史略为了解的人都会发现，这是一块多么有趣的墓碑。这个苍水张公，本名张煌言，是整个大明朝反抗满清最为坚决的遗民，他究竟坚决抵抗到什么程度呢？张公把顺治皇帝都给熬死了，熬到万世明君、千古一帝、影视作品中出镜率最高的康熙皇帝都已经做了三年的太平天子，他还在独守孤岛，负隅顽抗。

吊死的崇祯早已经含恨地下；大胖子隆武被乱兵砍成了泥；永历帝被平西王吴三桂用弓弦活活勒死，挫骨扬灰，连个念想都没留下，明朝的皇族血脉基本上被扫荡的干干净净。读书人之中，天下文坛的领袖钱谦益早已经扎起了小辫子过着自己的小日子，其他稍有些名气的，如李香君的长期嫖客侯方域之流，我都懒得去写他。武将的状况比文人还要让人绝望，李定国兵败云南标志着南明正规武装的彻底覆灭，郑成功的儿子郑经在宝岛台湾开开心心做自己的土皇帝。不是还有家喻户晓的天地会吗？天地会的学术名称叫做有组织犯罪集团，连武装集团都算不上。

苍天已经彻底舍弃了大明，但张煌言没有。

张公从25岁那年投奔鲁王政权，到44岁那年被清廷斩首杭州，和百来万满族人以及上亿为促进国家大一统迅速留起辫子的汉族人不屈不饶战斗了近二十年（满族入关前人口史料存争议，笔者未详加考证），而最后为他追谥厚葬的，竟然是“皇清”！历史又在这儿把我的价值观念小小的玩弄了一番，乾隆帝将自己爷爷杀掉的重犯追谥而葬，并不是在替老爷子偿还政治负债，而是在替三百年大明画上一个最终的句号，替最后一个汉人建立的帝国拉下帷幕。

相传张公在杭州殉明之时，砍头如砍豆腐的刽子手竟双手颤抖，让张煌言端坐之后方敢行刑，他斩下的并不只是一个前朝的尚书、一个逝去王朝的卫道士，他斩下的是一个时代的终结，是中国士大夫舍生取义的最高气节。

人们一般都以公元1368年朱元璋称帝南京为始，到1644年朱由检自缢煤山为终，以此276年为大明帝国时代，而以1644年10月顺治即皇帝位于北京为大清帝国的起点。然而我自从识字读史以来，一直以1664年张煌言殉国杭州为大明朝的终点。因为历史，绝不仅是皇帝们的历史，而是无数英雄志士的历史。铡刀下的张煌言、昆明湖底的王国维，不由得让我再度想起余秋雨先生所说的一番话来：

“一个风云数百年的朝代，总是以一群强者英武的雄姿开头，而打下最后一个句点的，却常常是一些文质彬彬的凄怨灵魂。”

自天命汗努尔哈赤到末代皇帝宣统，满清历一十二帝；如果从顺治定鼎中原算起，大清共立十帝。康、乾、雍确实是雄才大略的伟大帝王，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文治武功也毋庸置疑，然而当我们将这些留着辫子的满族皇帝树立为高、大、全，填满文学作品和电视电影的时候，是否还会有人记得那些曾经和他们顽强抗争的英雄们呢？是否还会有人在歌谣和童话中传唱他们可歌可泣的悲凉故事呢？这十二位皇帝的生平一切，在我看来，远不如这三块墓碑的主人更值得怀念。

中秋将至，夜空中高悬的明月已经圆润如盘。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残缺一角的圆月之下，我仿佛又看见了那个匹马北疆的儒雅将军、那个飒爽英姿的巾帼女将，还有那个微笑赴死的凄弱文人。

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二〇〇八年九月十三日

论权力与腐败

－从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看权力与腐败

1945年，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取得胜利的前夕，英国的战时首相丘吉尔在大选中失败。卸任的英国前首相和在任的苏联元首斯大林之间有过一段颇为值得玩味的对话。斯大林对昔日的盟国领导人说：“为什么你带领英国人民赢得了战争，而英国人民却罢免了你？”丘吉尔，这个二战中盟军最伟大的领袖，同时也是铁幕思想的提出者、冷战格局的最初设计者，对斯大林的问话给出了一个充满智慧的回答：“我打仗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护英国人民罢免我的权力！”

丘吉尔的反共思想和铁幕理论对几十年剑拔弩张的冷战格局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我们从他的这一番话当中却可以升华出很多平常不曾注意的道理来，这就是权力和腐败的问题。权力是腐败的来源，同时权力又是制约腐败的最佳方法。

可惜从时间上来看，中国人是最晚明白这个道理的民族。

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暴君，其实始皇帝也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痛恨官员腐败的皇帝之一，虽然他憎恨腐败的原因就是不想自己的利益被其他人分享。为了防止以丞相为核心的官僚体制权力过度集中，秦专门设立了一套独立的监察司法系统，这个系统中的御史大夫负债监督中央官员，监郡御史负责监督各地的封疆大吏。御史系统直接受命于皇帝，可以跳过以丞相为首的行政部门直接行使监察司法的权力。从历史的高度来看，秦将相权一分为三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完善皇权，但是将行政权和监察权区分开来的思想，从两千多年前已经初见端倪了。赢政将自己的名号定为始皇帝，是希望大秦的江山可以父传子、子传孙直至万世，可惜的是秦王朝依旧是无官不贪，伴随着千古一帝的沉沉睡去，中国第一个封建王朝终于在农民企业的怒吼声中“二世而终”了。

接替秦朝建立起来的，是中国历史上真正意义的第一个大一统王朝－汉。俗话说汉承秦制，汉朝将秦的监察制度进一步完善，不但保留了御史大夫体系，而且增设十三部刺史专门盯着地方行政首长；对于百官之首的丞相，汉朝别出心裁的设立了丞相司直和司隶校尉两个职位，这两个职位名义上是丞相的部属，其实根本就是皇帝直接派到丞相身边，每天就盼着丞相犯些错误然后马上打小报告的眼线。圣经中有句话说“你若回头，我必在你身后”，这恐怕是对汉朝丞相最为形象的描绘了。

比秦始皇更痛恨腐败的毫无疑问是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朱元璋惩治贪污的手段只有两条：一是用残暴的法律来威慑官员，洪武年间能够熬到正常退休的官员已经是凤毛麟角了；二是构建一个比以往任何朝代都要庞大的监察体系。抛开明朝东西厂加锦衣卫的特务系统不谈，明朝还有一群没有固定职位、没有固定工作的官员叫做“言官”。言官的数量异常庞大，达到了“六科十三道”，分别对应中央六大部门以及全国十三个行政区域；言官的权力也比以往任何一个朝代都要强大，朱元璋真正给予了言官们“风闻奏事”的特权，也就是说这帮御史和给事中们可以恣意的胡说八道，随便指责某一位官员有贪污腐败行为，蒙对了有奖、蒙错了不罚。虽然明朝的“谏官”系统布局堪称精妙，可是历史已经用事实向我们证明，明朝同样是一个腐败问题异常严重的王朝。即便是被我们一直称颂的名相张居正、名将戚继光，他们的家产如果和工资收入做一个比较的话，都将是一个天文数字。

历史已经清晰的告诉我们，想要将权力和腐败隔离开，不能只寄托于某一些之乎者也的知识分子，也不能只依靠个别官员的正义感，而是要将权力完全公开的暴露在阳光之下。这能够制衡权力的阳光，就是广大的人民。

纵观中国历朝历代的监督机制，不论是秦汉还是唐宋都有两个共同的特点：一是监督的范围一般只能达到省一级的行政单位；二是监督的内容大多空洞甚至滑稽。

中国是世界上幅员最为辽阔的泱泱大国之一，虽然每一个朝代都在不竭余力的扩充监察官员的队伍，却依然不能填满帝国的每一个角落。通常情况下监督的最大范围可以达到市级，一般只能达到省级，而真正的“牧民之官”，也就是府、县一级的行政单位基本上没有相应的监督机制。中国有句老话叫做“县官不如现管”，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逐步产生的。“官逼民反”中的这个官字，在中国老百姓的眼中通常指的不是那些远在庙堂之上的尚书、总督，而是那些直接每天蹲在自家门口催粮抓丁的县太爷们。监督体系根本无法直接涉及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最典型的案例恐怕就是北宋神宗朝理论上样样都好，做起来样样都坏的王安石变法了。

包拯是中国百姓心目中清官的代表人物之一，关于他坐镇开封府期间，各种执法公正、为民申冤的故事千百年来传诵不休。其实包拯作地方大员的年头非常有限，他一生之中担任时间最长的职位是御史中丞，也就是前文提到过的言官的首脑人物。正史中关于包拯的记述，花去最多笔墨的，既不是他如何的不畏权贵打击贪官污吏，也不是他如何深入民间了解百姓疾苦，而是有一次宋仁宗想要封一个叫做“宣徽使”的闲职给自己老婆的伯父，结果每次下诏包拯都以言官的身份外加长篇大论制止，最为激烈的一次，包青天的口水直接喷了皇帝一脸。这种敢把皇帝拉下马的精神是值得歌颂的，但作为监察系统的首领，把勇气和精力全部放在这种无聊的小事上，实在是一种悲哀。

到了明清之际，监察的内容已经彻底走样了，哪个总督又娶了小老婆、哪个尚书出门穿错了衣服，甚至某个侍郎喝花酒没有给钱，都成为了御史和给事中们的奏章中最为关心的话题。明清时代的档案文献制度已经非常完备，这些无厘头的奏章居然也就堂而皇之的留在了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书中，实在是一道有趣而又无奈的风景。

要将监督的权力赋予人民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首先国民要具备平等、自由、民主的思想，要明白自己手中所拥有的权力。

几千年来的封建统治虽然已经被推翻，但是传统思想中官比民大一级的劣根却还没有更除，中国百姓已经习惯了隐忍与屈从。当官员们的权力象吹了气的球，迅速膨胀而无法抑制的时候，有几个平民百姓敢站出来提出质疑的声音呢？当上级领导决策失误、损害集体利益的时候，有几个下属能够面对面的向他指出来呢？新的社会制度其实早已经赋予了人民监督官员的权力，“做官”再不是耀武扬威的欺压人民，而是殚精竭虑的为人民服务；那些行政大楼里面坐着的，也不再是“父母官”，而是广大人民的“公仆”。

在一些民主进程比较高的西方国家，老百姓的眼中，政府官员和普通的公司职员没有什么区别，只是两人从事的职业性质不同而已。“敢把皇帝拉下马”不再是个别英雄人物勇气的体现，而是全体国民共同的气质。

英国哲学家培根说过，人一旦有了治人的权力之后，往往就会失去自律的能力。就好像花圃中的花草，不定期进行修建的话就会失去原来的美丽。电视节目中曾经看到中美两个市长互相邀请对方进行友好访问，美国市长表示如果要访华先得获得企业的赞助来筹集经费，中国市长听到美国市长的话后，立刻“慷慨”地表示他将支付对方访华的“一切费用”。这个中国市长的内心之中显然已经没有人民的影子，或者说他完全没有意思到人民才是国家的主人，辖区内的一切都是人民的而不是行政长官的。这种利用权力来任意慷百姓之慨的行为，在中国可以说是司空见惯的。

因此，除了不断提示国民素质，让平等和民主的思想深入人心之外，限制政府机构的行政权力也是克制腐败的重点。行政机关内部一定要打破首长制，不能够只由一两个领导来行使机构的权力。“一言堂”对经济建设的破坏性是显而易见的，仅以城市道路改造的频繁率，就可窥一斑。许多城市的道路改造，平均以四至六年翻新一遍，有时甚至老百姓旧路还没走熟悉，就已经开始翻新铺新路了。这中间浪费了国家多少财力，又可能滋生多少腐败现象，广大老百姓就不得而知了。

权力并不一定就是腐败的根源，如果我们能够将权力曝光在人民的监督之中的话。正如同美国总统布什在他的一次演讲中所说：“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向你们讲话。”

2008-6-15

夏夜

四川其实是一个人杰地灵的地方。

与通常被称为人杰地灵的我们江西不同，蜀中人物自古就有几份与众不同的超脱智慧，这种智慧如若细细品位，就会发现他们不是在抗拒历史，也从不想要改变历史，而是真正在历史那不可逆转的潮流中潇洒自如、悠哉游哉。

如果站比较高的角度去回首我们民族走过的漫长路程，那么江西确实有几个不可替代、也不可能被替代的伟大人物：比如那个“矫世变俗”的改革家王安石、比如那个“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家朱熹、再比如那个“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文学家欧阳修、或者比如那个“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民族英雄文天祥。如果一定要罗列出一个两地名人谱的话，或许江西能够稍占几份上风呢。

但是这个一味向前冲的王安石用人乏术、眼睁睁看着自己的理想被践踏也可以安心的留在老家空叹息；这个对中国读书人的影响力仅亚于孔子的朱熹，恐怕连自己也做不到那一套不切实际的理学标准；这个唐宋八大家中做到最高官位的欧阳修，从来不曾施展过自己的抱负；这个对中华民族气节起到无比鼓舞作用的文天祥，政治上没有智慧、军事上乏善可陈。

或许有江西同乡会说，我们不是还有一个进退自如、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吗？客观的讲，如果给陶老先生的不是一个小小的县令，而是一个知府甚至直接封侯拜相，恐怕他也不能抽身而退吧？

江西的风物，和江西这个地方一样在无奈中展现着美丽；而巴蜀大地，却总会在不经意间出现这么几个让后人耳目一新的人物来。

比如这个叫做黄权的。

黄权实在算不得是一个多么重要的角色，在英雄辈出的三国乱世，这个武功不盛、文采不强的家伙似乎霎那间就会被历史的洪流吞没，消失在后辈的记忆当中。我年少时不论是咬着牙关念正史中的《三国志》，还是闲暇时读历史小说的鼻祖《三国演义》，这个龙套一般的角色都是过眼云烟一般，几乎连名字都记不下来。一直等到自己在这个混沌的世界中也摸爬滚打了些年头，无意中再想起这个黄权，却忽然从那历史的只言片语中领悟出些蜀人的大智慧来。

黄权是一个有政治远见的谋略高手，在刘备入川之前他就曾经对当时西川的主人刘璋提出，这个看似仁义的刘皇叔其实不是盏省油的灯，到时候可就是请神容易送神难了。虽然这个建议没有被刘璋采纳，但是黄权奏章中“客有泰山之安，则主有累卵之危”的名句，到今天还被黑厚学的高手们奉为经典。正史中，黄权参与的重大历史事件只有两个，刘备入蜀是一次，另一次是刘备称帝之后进攻过去的老朋友东吴。这一次他的预见性同样走在了一般人的前头，对战争提出了反对的意见，不过同样没有被采纳。

如果黄权只是有这么一点小小的洞察力，我是不会将他从四川浩如烟海的人物中挑出来特意写一下的，黄公衡最让人吃惊的本领，是他那为人处事的奇怪原则，这种原则，甚至可以用“无厘头”来形容。

在中国古代，投降是一件极其折磨人的事情，旧主子肯定是要恨之入骨、新主子恐怕也对他打不起多大的兴趣来；用流行的话来讲，“是今天你会背叛他，难免你明天不会背叛我”。而黄权这个人，一生之中主动投降了两次，居然每一次投降非但不被阵营怀恨、而且还会受到新阵营的热烈欢迎，难道无厘头的做法真的会得到无厘头的回报吗？

黄权经历了两次历史重大事件，而且两次事件中他都叛变了。刘备入川之前，黄权提出了反对意见，已经是在感情上得罪了荆州集团；而刘备正式向刘璋开战之后，就在同伴纷纷抛弃旧主、投降刘备的时候，这个黄权关闭城门操起家伙，和刘备打起了持久战。一直打到刘备把四川首府成都都给攻克了，黄权镇守的广汉还是纹丝不动。正当刘玄德在成都城中为如何啃掉这块硬骨头而发愁的时候，一个让他又惊又喜的消息传来了：广汉的黄权出城投降来了！

“要投降你早点啊，都死伤这么多人了，现在才来投降？一边凉快去吧！”－这必然是你我一般人的正常反应，可大器晚成的刘备却没有这么想。对于这个一早说自己坏话，后来更直接跟自己刀对刀、枪对枪的黄权，刘备将他直接封为将军，后来更是进入了刘备的两川幕府。三国初期，人物地位关键不看他的官衔，而要看他的官职，尤其是有没有进入所在集团的幕府，这个问题下一篇再来写写。

其实做刘备的将军也未必是一件好事，因为刘皇叔也可算得上是黑厚学的集大成者，“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的道理他比谁都懂，想要获得他的信任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刘备信任的要么是从小和他睡一张被子出来的好兄弟（如关、张），要么是一成年就跟着自己的小年青（如诸葛亮），或者直接就是军阀世家，想不重用都不行（如马超），连传说中很猛的赵云，在刘备活着的时候都混不到什么重要的职位。但是这个半路出家、骂过自己又打过自己的黄权，却担任刘备攻打东吴的战役中最为重要的一个位置－都督江北军，也就是西蜀军队北路的总司令。这个位置有多重要呢？当时刘备将军事力量一分为二，一在南一在北，而南军的总司令就是刘备自己。

能够成为蜀军的北路总司令，黄权必然获得了刘备巨大的信赖。可就是这个黄权，却在刘备战败夷陵之后，迅速的投降了当时北方的魏国。

黄权投降魏国之后，非但没有因为自己是个多次叛变的家伙而受到歧视，反而获得了无以伦比的高规格待遇，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开府置官的将军，就是被封为“车骑将军、仪同三司”的黄权（黄权之前的将军加仪同三司并不开府）。

黄权一生奇怪的原则、奇怪的命数，来源他对人性的巧妙的识别。黄权投降魏国之后，曾经有从四川来到长安的人对他说，他的家人已经被刘备杀死了。在古代，叛逃将领家人的命运是无比凄惨的；能被杀头已经是幸运的了，大多数都要沦落到“女子代代为娼、男子世世为奴”的悲惨境地。而这个多次叛变的黄权显然对这一点完全不担心，深信刘备一定会善待自己的家人。正如黄权所料，刘备以及刘备的后继者都对黄权的家眷礼遇有加，黄权的长子黄崇甚至进入了中央执政机构尚书台，最后和诸葛亮的儿子一起战死在西蜀大地之上，为刘备这个乱世英雄的传奇故事画上了最后悠长的休止符。

蜀中风物，比较有趣的还有那个修建都江堰的李冰。这个在正史上留下文字记载甚少、连出生地点和生卒年份都弄不清楚的秦国人，却在四川这片土地上留下了一座千年不倒、造福万世的伟大水利工程。他似乎留下了点什么，又似乎什么都没有留下，而两千多年前那段生命存在过的痕迹，却永恒不变的留在我们的面前。一座水坝、一种智慧，黄权和李冰所追求的原则，都已经超过了那个时代、甚至是我们这个时代一般读书人所能追求的范围之外。

关于李冰的故事确实不多，但是关于他儿子的故事就三天三夜也讲不完了，他这个儿子的知名度可谓相当的高，就是那个家喻户晓、警犬业的创始人——二郎神。

川中天灾，举国悲痛，悲切之余偶然间想起了些四川的风土人物，随意写了一些，以做纪念。午夜之际，窗外的喧嚣比前些时候离去的都要早，但是夏日的闷热却一阵阵的涌来，原来已经走进夏天了，就叫它夏夜吧。

年末

雪冻江南。

这是新加坡早报网上的一则标题，颇为精准的概括出了岁末年关时中华大地南方的一番无奈景象。CPI涨的太快了可以改变货币政策、人民币升值压力太大了可以动用外汇储备、台湾要独立了还可以用导弹去打他，可是这造物主定下的自然规律，却只能让智慧无穷的中国人感叹一声奈诺何了。

“江南”属于近年来出现频率比较高的一个词汇，从大诗人白居易脍炙人口的“谁不忆江南”词句，到前两年传唱大江南北的流行歌曲；记得还在海河之滨的时候，当地的朋友领着我游历华北的诸多风物人情，眼望着处处雄关漫漫、沃野千里，他忽然问我：在你们江南地方，恐怕看不到这般的景色吧？听到他的问话，我猛然间觉得一怔怅然，转过头来反问他：你说的江南，指的又是哪里呢？

我这个朋友一直是在金融界里摸爬滚打的，他自然不知道我这个回答中的无奈。

“江南”一说，始见于春秋之时，以楚国国都—也就是今天的武汉附近，再说的好理解一点就是《三国演义》里面关二爷水淹七军的那个江陵—作为江南的地理范围。到了战果时候，伴随着楚国—这个连周天子都忘记去册封的国家—不断向外开疆破土，“江南”笼盖的范围扩展到了整个湖北地区。接着封建制崩溃、帝国制建立，秦汉王朝大一统，人们习惯将长江中游以南，也就是湖南、湖北一直下来的地方称为“江南”。简单的来说，以咱们的红土地江西为界，西边的两湖叫江南，东边的江浙叫江东—项羽恨不渡江东的那个江东、东吴孙权六郡八一州的那个江东；千万不要问那我们江西叫什么呢，问了你会伤心的，我们那个时候是标准的蛮荒地带，当年曹操七十万大军南下—也就是所谓的赤壁大战，湖北的刘备准备逃跑，刘皇叔宁可选择投靠广西一个叫吴巨的诸侯都不愿意跑到江西去。刘备的政治抉择错误了一辈子，要不是当时还很小的孔明拦住了他，罗贯中就要只能写《两国演义》去了；赤壁是周郎的，有没有刘备都一样，这个故事有机会再来写。

唐朝的时候，将长江以南的全部地界划分为“江南道”，这个江南和我们今天心目中的地理范围是最为符合的。后来唐政府又将江南道一分为三，我们的家乡因为位于江南西道的西边，因而被称为“江西”，这也是江西省名称的由来。

这是地理学上的江南，白居易诗中所写的那个日出江湾红胜红的江南自然指的不是这些，林俊杰歌中唱的那个爱来爱去的江南，显然指的也不是这些。你我梦中的那个烟雨缥缈、儒雅温柔的江南，是一个叫做王导的人，带着几分无奈，却又带着几许豪情点点滴滴构造起来的。

中华的正音在北方。

传说中的三皇五帝都喜欢喝黄河水，正在热播的那个电视剧《封神榜》里面，朝歌在河南、东西南北四大侯都在山东；代表正义消灭了邪恶的周天子，封天下诸侯八百，连楚王都忘记封了，更别提长江以南的其他地方；白居易是不会真有多愿意留在南方的，他在北方的洛阳孜孜不倦的追寻着自己齐家治国的理想，直到最后死在那儿。江南，只能卑微而又无奈的仰望着北方英雄辈出的中原大地。写到这里不由得要再提一下《三国演义》，那个打败了很威风的关二爷，后来又一把火烧死了更威风的刘皇叔的陆逊，可以说是那个乱世中一流的名将，而且陆家香火传续三代都是人才：儿子陆抗，司马昭仅仅因为陆抗一个人居然不敢发兵伐吴，一直等到陆抗自然死亡才挥兵南下；孙子陆机，在中国文学史上地位显赫，尤其他的书法影响深远。你可以不懂书法也讨厌历史，但是陆机先生无聊的时候写过一封信，这封信留传了一千七百多年居然保存了下来。到了上个世纪初，“民国四大公子”之一的张伯驹为了买下这封古信不惜变卖家产，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平复帖》。张公子需要变卖家产才买的起的东西，可以想象一下陆机的价值之大。出生于如此伟大的家族，又是才华横溢的大家，而当陆机先生来到北方洛阳的时候，居然被人在朝堂之上指着鼻子问：“那个叫陆逊的和叫陆抗的两个家伙，和你有什么关系吗？”

这是陆机的无奈，也是江南的无奈。

而改变这一切的，却是一个叫做王导的北方人。西晋的混乱在中国历史上是堪称一绝的，眼看着代表先进文明的汉文化就要被落后的游牧民族用马蹄全部踏碎，王导将晋王朝搬到了江南，将北方的士大夫搬到了江南，将中华文明搬到了江南。马克思说，落后文明就算用武力征服了现金文明，最后也将被先进文明的文化所消灭。我仅本着马克思主义辨证学的理念，怀着对马克思先生的无比敬仰，对这一观点表示小小的不同意见：君不见古希腊就这么没了，古巴比伦就这么没了，古埃及版图还在，就是连金字塔大棺材里面埋了什么都不知道。

终于轮到北方人感到无奈了。强龙尚且不压地头蛇，何况是一群拖儿带女、丢盔弃甲的难民。当这些操着北方卷舌音、习惯了压在南人头上的北方贵族们正忙着和他们眼中的南蛮子抢土地、抢地位的时候，他们当中忽然有人惊奇的发现，那个在危难之中挺身而出，将万千负担系于一身，带领他们走向希望的王导，正身穿着江浙的丝绸长褂、手摇着江南刺绣的团扇，操着一口地地道道的吴脓软语，轻盈而潇洒的向他们走来。

温柔的江南接受了这些落魄而来的北方士家，也接受了从黄河一直流到长江的中华文明，当浩浩汤汤的黄河水和一泻万顷的长江水融会在一起的那一刻，你我梦中的那个江南，才真正建立起来。史书上说，王导是南渡衣冠的希望，其实他也是江南衣冠的希望。

晋渡长江，以至中华正音不灭，王导的功绩千百年来被低估了太多太多；当这个生于山东、长于洛阳的北方汉子，四十几岁开始放弃普通话，强行学起其实很绕口的地方口音时，他心中的感慨悲凉，又有谁能真的体会到呢？

这是王导的无奈，也是中国读书人的无奈。

如果明天我没有醉到不醒人世，那么再来写这个读书人的无奈。酒酣笔倦，抬眼望去，东方曙光中的玉带长河，两岸竟依旧是白雪皑皑，年关将至，更让人盼望着春天的到来，就叫他年末吧。